立遗书父林胤昌，前娶九都余氏，到门十载，并未添一男女。昌年已近四十，其弟又未完亲，且家贫不能再娶。昌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承父命，抱各口董家有一新添幼童……尚在血下，方才三日，名为午使。痛母无乳，日夜食哺，百般抚养，犹胜亲生。今幸年已二十有五，娶媳黄氏。复蒙天庇佑，得产男孙一丁、女孙二口。纵谓螟蛉之子，亦不得复言螟蛉之孙。今昌病体临危，理合诸亲面前，将昌分下所有一切产业尽付与男午使掌管，家下弟侄不得妄相争执，籍称立嗣等情。 (余略)
在清代福建，有不少宗族禁止“血抱螟蛉”,只许在近亲之内为无后者择立继嗣，以免导致“乱宗”及使本族资产流入外人之手。然而，由于立继大多是在被继承者年老或去世之后才确定的，而且嗣子易于受到其本生父母的支配，不足以弥补绝嗣家庭的缺陷。因此，无后者往往乐于抱养“螟蛉”之子，而不愿意采取择立继嗣的做法。清代后期，有些宗族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对收养义子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光绪年间，晋江县《虹山彭氏族谱》的《新订谱例》记载：“螟蛉异姓，旧谱所戒，然近乡巨室，所在多有。即以吾族而论，亦相习成风，而生长子孙者，实繁有徒，若概削去不书，势必有窒碍难行之处。且不慎于始，而慎之于后，亦非折衷办法也。兹特变文起例，凡螟蛉异姓为嗣者，书曰‘养子’。”这就表明，在家族内部，“养子”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论及明清福建大家庭的发展，不可忽视收养之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