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又说，不单是使用技术上的差异，北方的工匠也不肯踏踏实实地制作火器，就连京师工匠的制作技艺也粗恶不堪。关于这一点，嘉靖年间兵部郎中唐顺之有类似观点：京师造的数百管火器，“其炼铸既苦恶，而又无能用之者，是以遂为虚器”，花大钱造了却不能用，只能当作虚器看看。
南方的浙江省有一个确实的优势——因为长期抵御倭寇，浙军士兵更擅长用鸟铳。另外，浙江工匠制作的鸟铳，至少在中国境内最为精良。嘉靖、万历间有个官员叫张瀚，宦游南北各地四十余载。他对南北方工匠技术的评价是“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倭寇侵扰的现实使得当时作为中国通海外的桥头堡江浙地区，必然成为全国最早获取并仿造、使用鸟铳的地方。朝鲜的《李朝实录》说：“路上见南兵来到，皆是步军，所持器械，皆敏捷，多带倭铳筒，火炮诸具。其人皆轻锐，所著巾履，与辽东北京之人不同。”朝鲜人笔下的倭铳筒就是鸟铳，而北军更喜欢的三眼铳，在戚家军这里是当号炮报警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