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刚暴发时，单位门口的保安开始查体温，大门都堵住了，我觉得情况不妙，就给先生打电话，让他一定注意。春节过后，先生一个人住到北师大去写作，自己做饭吃。起初他还到校内菜市场买菜，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我建议他不要冒险。于是每隔一周左右，先生让我帮他用外卖软件订一次食品。疫情期间，外卖骑手不允许进小区，只能自己去门口取，因此不能买太多，先生提着上楼吃力。疫情期间，很多商品缺货，每次都不能完全满足先生的需求。大多是这样：鸡蛋10枚、西红柿4个、“黄元帅”苹果4个、黄瓜1盒、小油菜1盒、云吞一袋、水饺一袋，有时会订1箱牛奶，偶尔订2斤排骨、1包方便面。很难想象先生如何忍受那些速食。他总是说，自己做饭太占用时间和精力。我猜想，那段日子，先生每顿饭可能只是勉强吃几口。
后来疫情稍有缓和，我还给先生订过饭店的外卖：两次红烧肉，但先生说第二次的质量比第一次差太远；一次东坡肘子，但那肘子太辣，他分了几天才吃完。先生在电话里说：总是有饿的感觉，身上也没过去有力气了。我心里很难过，想去看他，但又怕在路上带去病毒，并且北师大的小区也封闭着。
在自我隔离的日子里，我和先生每天下午通两小时电话，谈他的诗。我谈我的感受，他谈他的创作过程和与之相关的思想。我自然没有和先生对谈的能力，大多数时间都是他讲我听。有时先生谈得很高兴，说起有趣的事情，我们一起哈哈大笑。有时又会陷入沉思，我们就在电话的两端一起沉默着。每天这两个小时，对先生，对我，都是疫情期间心灵的宽慰。我们原计划谈12首诗，形成12篇文章，每篇四五千字。刚谈了4首，3月中旬，我就去西藏了。先生说，他计划利用我在西藏的时间继续写自传，并把已有的4篇对谈基本定稿，剩下的等我回去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