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尽自己的力量做。因为我丝毫没有想着意去贬低哪一位大师。恰恰相反，每每当我面对历史，在笔头上不得不责难一位大师之时，而我内心深处也正是在怜惜与崇敬这位大师的。
话扯得太远了，但这些话对读者们如何看待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大师们的种种品行，则非常重要。
黄汲清和谢家荣作为当时发现大庆油田的主要组织者与领导者，他们在反右斗争中的命运，对后来直至今天有关这一中国科技界第一大悬案的结果，有着直接与至关重要的意义。
比起谢家荣，黄汲清可谓碰到了好运。论罪状，黄汲清与谢家荣差不了多少。不过黄汲清在后来自我解释为什么自己当初没有被打成右派时是这样说的：苏联专家服我，他们很多人读过我的那本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巧在在12级台风般的冲击下，黄汲清得病住进了医院。身为党组书记的何长工知道后断然挥了一下手，说：有病，就好好住院。什么时候好了，什么时候出院，不要着急。有老头子的这句话，谁还敢动黄汲清？这一病就是半年。1958年6月黄汲淸出院时，反右斗争已近尾声。何长工又像模像样地钯他叫到党组扩大会上作了一通深刻批判，那顶右派帽子就这样搁在了一边没动。黄汲清的头上总算轻松了一些，可他的嘴巴从此也被封住一漏划大右派的尊称一直像大口罩似的贴在脸上，使他不得在言行间有丝毫可以袒露真实自我的余地。此后的近20年间，他尽管还是名誉上的全国人大代表，然而政治上实际已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