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宣时代的“回归”和“收缩”，更表现在国内的政策上。虽然宣宗一直热衷于珍宝诸玩，不断派出宦官在各地采买各色玩物，但整个文官系统的主流思潮，是恪守太祖时代的思想禁锢、文化限制政策。所以，在经历了短暂的宽松期后，明朝的文化政策再一次严厉起来，宣德末年都御史顾佐的一道关于革除官妓的奏疏，可以视为节点。祝允明《野记》将其记载在永乐时期：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挟娼饮宿者有律耳。永乐末，都御史顾公佐始奏革之。国初，于京师官建妓饮六楼于聚宝门外，以安远人，故曰来宾、曰重译、曰轻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后乃浸浸放恣，解带盘薄，喧呶竟日，楼窗悬系牙牌累累相比。日昃归署，半已沾醉，曹多废务矣。朝廷知之，遂从顾公之言。
对于这一事件，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有类似的记载，但沈德符的记载说，事情发生在宣德时期，而非祝允明说的永乐时期。顾佐曾两度任都察院都御史：第一次的时间是宣德三年七月至宣德八年闰八月，第二次的时间是宣德九年十月至正统元年六月。其奏革官妓，沈德符说发生在宣德时是可信的。但是，革除官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整个政治文化形势重新严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