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要在全面考察中尽可能地突出重点，而不是面面俱到地一般罗列。所谓重点，首先是指在近百年来史学发展方向和主要成就上，占有突出的位置；其次是指对中国史学未来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的思想遗产、经验教训。
认识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自然要研究、评价这百余年中有突出成就、有重大影响的史学家。史学家是史学活动的主体，离开了主体的活动则无以讨论史学。唐人刘知幾对评论史家多有精辟见解，可以发人深思。刘知幾认为“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3]。宋人吴缜评论史家作史，提出事实、褒贬、文采三个原则；刘知幾、章学诚、梁启超以“史才三长”、“史家四长”论史家得失，等等。这都表明，研究和评论史家，实为认识史学发展之重要环节。近三十年来，有史学家评传合集的出版，也有史学家评传丛书或专书的出版，都反映出人们对史学发展的一种认识方法或认识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