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1918年后传统的政治权威受到了严重质疑，那么随着俄国内战的肆虐与欧洲其他地区间歇性爆发的战争，艺术中陈旧的表现形式也开始被认为是不恰当的。一种狂野的经验主义开始普遍出现在视觉艺术、音乐、戏剧和文学中。艺术家们使用他们的刷子和油漆，就如同使用左轮手枪和炸弹。马塞尔·杜尚给蒙娜丽莎留下了一小撮胡须并称之为艺术。在一次展览中，他使用了一个小便池，并称其为“喷泉”。他说，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容易被人讨厌的对象。作曲家谱出了灵魂充满痛苦的曲子，剧院制片人和导演们也在寻求改变世界的方法。愤怒和暴力的情绪渗透到了艺术中。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因一个被摧毁的景象而欣喜若狂——“教堂和炸药轻易便堆积出了辉煌与混乱”。而表面上温柔的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将这些句子作为其诗歌戏剧《法官的审判》的结尾：“秃鹰在空中盘旋，飞过曾是城市的荒漠，杀!杀!杀!杀!”
战争过后，出现了一批新型艺术知识分子——介入派。他们认为，从前被认为是泾渭分明的文字和行为开始相互融合。知性与理智开始为人所重视。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也许是这类人中的最佳代表人物，他是一位通过切实行动来打造自己文化形象的人。“我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道伤疤。”他笔下的一个人物这样说道。赞赏马尔罗的评论家们都将他的书称为伤痕丛书。在这里令人兴奋的生命力超越了道德，生命也超越了善恶。老兵恩斯特·荣格尔在他的著作《内心的斗争》中写道：“我将目光投向过路的女人，目光如同手枪一般迅速且极具穿透力，我为她们不得不露出的笑容而感到高兴。”对他来说，战争的精神层面与物质方面一样重要。他认为，停战协议与和平协议后，一战还在继续，或者说，战争从未离他远去。他将创造性的破坏能量视为指引未来的灯塔。